西岳史风 || 仝建平：我所知道的常金仓先生

我所知道的常金仓先生

仝建平老师

去年11月21日早上，得到在北京的学友孟繁之转告的电话，常金仓先生昨日病逝于讲学的福州。我大为惊讶，因为两个月前金仓先生重返母校山西师范大学讲学，前后四五日，与大家相谈甚欢，临走时约定还要回来做些力所能及的学术工作，没想到临汾一别竟成永诀，感觉太突然了。暑假将收，秋天已至，想想距离金仓先生重返临汾快要一年了，而先生去世一周年不久也将到来。夜深人静，掩卷长思，想起我对常金仓先生的一点了解，一些交往。提笔写就，以表敬意，以示怀念。

1995年初秋，我从雁门关北边的家乡怀仁南下晋南的花果城临汾，进入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求学。通过李孟存、周征松、林宏跃等老师的课堂，得悉系里原来有一位常金仓老师，从本系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又读过博士，是我们学校最早的文科博士，担任过系副主任，1994年高就陕西师范大学。我们历史系在一号教学楼2层办公，有一间房子挂着“晋国史研究室”牌子，知道历史系研究晋国史有点名气。随着年级增高，翻看过不少书籍、期刊，见到李孟存与常金仓两位先生经常联合署名发表论文，多是研究晋国史的，还合著过《晋国史纲要》。我们这所大学1958年创建于临汾，教职工大多是晋南人，尤以运城人最多。我读书时历史系的老师就没有老雁北地区（现在大同、朔州）的，而常金仓老师是忻州地区原平人，尽管离我的家乡还有300多里远，但也听来觉得是太原以北的，有些老乡的感觉。1999年考硕士，提前拜访过系里几位任课老师，最后决定报考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先生，那时金仓先生在陕西师大招文化史方向；不料英语考试我出现意外，考研未中。1999年高校扩招，我四年大学学习还算用功，成绩不错，幸运地留校任教。最先当学生辅导员，坐过一学期系办公室。一次从库房找东西，无意中见到系里申请专门史硕士点的材料，由当时担任系副主任的常金仓副教授书写，间有繁体字，觉得他的钢笔字写得挺漂亮。由于我本科毕业在本科学校任教，考研在所难免，又有过报考陕西师大的经历，因而对陕西师大多有关注，金仓先生的言行事迹当然更不会放过。我们山西师大的老师说他学习特别刻苦，四十岁的人了，大热天在学校南区的家属楼下摇着扇子听广播学英语。说他上大学前已经在家乡当过几年教师，念大学时功底就特别好，问问题经常难住老师，甚至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就历史问题征求他的看法。去年在饭桌上就这些事向金仓先生求证，他一一作答，尽管我们学校流传的未必全部准确无误，大致还是有些依据，并非凭空编造。后来我们学院的教师张焕君说起，他在山西师大念过本科前两年，听常金仓老师的课是很有收获的。

2002年秋季，我如愿西赴长安，投李裕民先生门下攻读宋史方向的硕士学位。我留校工作的头几年，历史系的师资力量青黄不接。因此在我留校的第二学期，就开始为99级3个班学生代《中国古代史》（隋唐—明清）课程，一代就是连续三年。尽管自己多所努力，但毕竟是初学，完全是自己摸索，没有自己的看法见解，只能抄别人的东西拼凑成讲义，讲课无法脱稿，至今想来都还尴尬。有此心路历程，读研后，我学习比较认真、刻苦，恶补知识，看书之余，听过陕西师大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相关专业大部分老师的课，心想至少自己可以日后上课拿来使用。金仓教授的课当然更不会放过，好像有《文化史专题》、《专书研究》、《西方史学理论》，而《文化人类学》因为与我的专业课时间冲突没有听成。当时常老师的课较受欢迎，外专业的学生经常有好几位，我与学兄卫崇文（和赵世超校长读先秦史博士）、学姐王春红（读美国史专业硕士）由此相熟，他俩都在我们山西师大历史系读的本科。课前课后，我主动和常老师交流，自报家门，在山西师大历史系工作，他笑眯眯地说好。期间他的乡人、我们山西师大教育系的董新良老师托我给他带过黄糕面抑或是莜面，教育系的秦金亮老师一见到我就托我向他问好，财务处的王新华老师屡次向我问起常老师的近况；我们系里的岳谦厚老师是偏关人，也是常老师教过的学生，加之常老师对他有知遇之恩，托我给常老师带过汾酒。一来一回，我去过常老师家里好几次。我说起我的家乡，他说离他们家已经不远了。我的同门孙华是陕师大保送生，大同市里人，他说常老师为他们本科生代《历史文选》课，乡音较重，全班只有他听得懂，似乎颇为得意。和常老师聊山西师大的人和事，他很平和，没有说过带情绪的话。他给我讲学习方法，鼓励我好好和李裕民老师学习，说他的学问是高水平的，在文献上有真功夫。常老师下午课后常步行至南郊的电视塔锻炼身体，下课后我们陪他走一程，问这问那。记得在“曲江留影”边的小路上，我向他请教晋国史研究的开拓空间，他说研究的余地似乎不大。听课多了的缘故，可能加上我和常老师有点学缘、地缘关系，我和他的硕士生较为熟悉。我与来自宁夏的杨海军至今联系不断，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由他负责编辑出版的。他的学生对老师是甚为崇拜的，这种说法别人也经常说起。课上课下，他总是笑眯眯的，没见过发脾气。听说对学生比较关心，批改学生的论文非常认真。一次课上他说起，暑假为河南大学一位老师写书序，大热天，反复通读，整整两个月才写毕，后来知道是周书灿。记得上课时，杨海军总是拎着暖水瓶，带着茶叶和一次性纸杯，我们那届常老师招的四五位硕士只有他一个男生。因为常老师主张“文化要素分析法”，我们经常戏称他门下的弟子为“文化要素”。读研期间，最初听说常老师要调到上海大学。研二时，我已忙着准备毕业论文收集材料，听课自然少了。后来又听说常老师要调离，2004年不知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得知常老师确实调走了，海滨城市大连的辽宁师范大学。我也没机会为他送行。再次见到常老师的时候是旁听他的学生张文安博士论文答辩，顺便见见他，他笑着和大家说他已是百万富翁，理由是大连和西安各有一套房子。2005年我毕业返回临汾工作，元旦时往大连给他寄过贺卡。

2011年秋季开学，我们学院的张焕君副院长在北京大学随邓小南教授高访，和我说已和常金仓先生联系过，他欣然答应回临汾看看。之前我们谈过请常老师回来讲学一事，其实我内心估计他未必会答应，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他在我们学校工作期间据说也有些人事方面的事，这也是他决定调离的原因之一。大概9月21号，焕君兄便陪同金仓先生从北京抵达临汾。常老师是1977年考入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历史专业读书的，毕业后留校工作，工作期间曾外出进修，1989年获得吉林大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到陕西师大，这样在临汾算来整整待了17年。从1994年调走，中间再未回过临汾，到这次重返母校故地，又是17年。2004年调到辽宁师大，在陕西师大工作了10年；到2011年为止在大连工作了7年。在我们山西师大待了四五天，作过两场学术报告，和学院年轻教师座谈过一次，我们陪他看看学校的新变化，也到临汾周边转了转；和他的老师、同学、同事、原平老乡吃吃饭，叙叙旧，情绪很好。校领导也宴请他。我发现他的面容和在西安没啥变化，大概就是腿脚不太好，上楼总要抓楼梯扶手。还是能抽烟，也喝点酒，叮嘱我们不要告诉黄老师他出来喝酒。我们历史学院的工作近几年在全校较为出色，院长主持的世界史学科进入良性发展阶段，而中国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作为老学科却有些滞后，所以学院领导想请常老师每年回来帮帮忙，规划学科，指导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他竟然全然同意，答应最迟明年春天就回来待一段时间。他聊起在山西师大、陕西师大、辽宁师大的工作，很是健谈，性格耿直，知无不言。从言谈中得知，他愿意回来为母校山西师大出点力，想以此弥补工作期间的遗憾和未竟之事，还有近来在大连工作有些累（也可能心情不大好），总之对我们山西师大历史学院很有感情，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惬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几天后我们和常老师从校门口他下榻的青年旅馆告别，他从太原返回大连。为恭迎他回来当客座教授，学院领导已和校领导谈妥，大致谋划好常老师以后每年回来待一段时间怎么待遇，学校是支持此事的。谁也没有想到，临汾一别还不到两个月，他竟病逝于南国。我也是前些时看电视才知道喝完酒不要马上洗澡的医学道理。

金仓先生去世后，我们学院派两位教师去福州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据说他出事时，在福建师大参加学术活动的多有他的老朋友，大家似乎冥冥中专门去为他送行。在福州的追思会上他的弟子痛哭流涕地说他这几年太累了。2011年，辽宁师大历史学院拿到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常老师出了大力，而他自己却刚刚指导上辽师的博士生；据说在辽师工作的几年，硕士生生源不太理想，这可能也是他心存不甘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是学者，传道授业解惑，以学术为生命追求。常老师去世后，我多次浏览网上对他的评价，大家都肯定他的学识，惋惜他走得太早。2011年底，《中国社科报》有一期缅怀当年离世的中国知名学者，他也位列其中，其余几位好像都是工作于国内最一流大学的。今年3月份，常老师的骨灰安放仪式在西安举行，我和焕君兄受我们学院委派前去参加，下午我们坐汽车到西安，晚饭后我陪我的博士导师贾二强教授去陕西师大附小附近常老师的家里看望黄老师。第二天是阴天，他的亲属、学生，陕西师大、辽宁师大、福建师大、上海大学他的朋友、同事好几十人。赵世超校长在墓碑前深情赞誉常金仓先生的坦荡为人、卓越学识。我和焕君代表第一工作单位山西师大进献花篮。墓碑前摆放着月饼、梨，这是他家乡的东西，可能是他爱吃的。午饭喝的汾酒，是他老家山西的特产。他的小外甥女问这问那，大概不知道姥爷再也没法疼爱他了。

常金仓先生尽管只活了63岁，但他的63年生命是有意义的、不平凡的。他对晋国史、礼制史、文化人类学、史学理论颇有研究，多有创见，值得学界同仁、后学永久学习和怀念。他的学术思想将由其弟子门人薪火相传。黄老师说“常老师出事后，得到这么多人关心问候，他这一辈子值了”，我想也是发自肺腑的话语。听说他对别人说过他这辈子不能做对不起黄老师的事，是因为他上大学时已经结婚成家，夫人黄老师曾独自承担起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饮食起居。金仓先生很有家庭责任心，算是真君子。常老师在临汾待了17年，离开临汾又17年，再回临汾不到两个月就与世长辞了，没法兑现再回来工作的承诺，但我们相信他是真心实意想再回来的，因为这里有他年轻时的足迹和理想，他对山西师大历史系是有感情的。他博士毕业返校后，在第三学期亲自带着学生参加劳动，全然没把自己这位全校极少见的博士当回事，只是普通教师的一员，山西师大师生也将永远念起他。他是山西师大的杰出校友，也是山西走出去的优秀史学专家。

愿常金仓先生安息于九泉。

2012年9月20日

（作者仝建平，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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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奕世载德——常金仓先生纪念文集》，山西：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15-119页。

责任编辑/黄宇迪

审核/周恺人